《狂人日记》到底在讲什么?(狂人日记讲的什么内容)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其实狂人日记的核心就是这么一句话：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认为中国封建礼教文化，是吃人的文化，就这么简单。

狂人日记写于1918年，当时满清已经灭亡6年了，辛亥革命已经成功。

但是，辛亥革命主要是依靠知识分子、新思想的军人、海外华侨甚至会党分子实现的，并没有深入到中国广大农村和乡镇去。

所以，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平民，其实并没有受到辛亥革命的文化洗礼，仍然保持满清的封建礼教思想。

鲁迅认为这样是不行的，必须进行文化上的革命，才能彻底摆脱封建思想，以及一些中国人的劣根性。

狂人日记借助狂人说了一个互相压迫的社会秩序，这里面的人：狮子似的凶心，兔子似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他们为了自保和蝇头小利，不惜用尽各种手段压迫比自己弱的人，非常凶残，甚至到吃人的地步：我晓得他们的方法，直捷杀了，是不肯的，而且也不敢，怕有祸祟。所以他们大家连络，布满了罗网，逼我自戕。试看前几天街上男女的样子，和这几天我大哥的作为，便足可悟出八九分了。最好是解下腰带，挂在梁上，自己紧紧勒死；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又偿了心愿，自然都欢天喜地的发出一种呜呜咽咽的笑声。否则惊吓忧愁死了，虽则略瘦，也还可以首肯几下。

但是，普通老百姓对于更强的力量，尤其是政府，则是不敢反抗：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

还有，这些封建礼教形成了一种可怕的潜规则，即便有人感到不对，却没有敢于反对：他便变了脸，铁一般青。睁着眼说，“有许有的，这是从来如此……”

“从来如此，便对么？”

“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

另外，身处这种制度和文化下，任何人都无法幸免：吃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而这种封建礼教文化的最终结果就是，这个民族虚弱无力，毁于内斗：如何按得住我的口，我偏要对这伙人说，“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

所以，鲁迅这篇文章写得很好，也说明思想启蒙的重要性。

实际上民国初期思想启蒙还是很重要的，至少大部分中国人都明白了一些道理。

在清末，大清国是皇帝的，老百姓是草民，命如草芥，只关心自己的生活。

所以，第一次鸦片战争，数千英军能够杀得全国几十万清军落花流水，迫使满清屈膝投降。

相反，抗战期间面对强大的日寇，中国各方面都弱了很多，却苦战8年才获得胜利。

《狂人日记》用不足五千字的篇幅，以虚实结合的双线叙事结构，讲述了一部中国封建社会四千年的“吃人”史。

其象征意蕴涵盖了生物学、医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多个层面，对所谓的四千年封建文明史展开了广泛而深刻的批判。

《狂人日记》的主题是“吃人”，小说提到了很多“吃人”的事件，年代最远的应该是“易牙蒸子”：

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还是一直从前的事。

这句话在字面上是有误的，易牙与桀(夏)的时代相距一千年左右，与纣(商)的时代也相距五百年左右吗，不可能侍候这两位“暴君”吃人肉。

实际上，易牙侍候的是“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易牙得势后与齐桓公的另两位宠臣竖刁、开方联手发动政变，将桓公饿死了。

“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的错误，是鲁迅之误还是“狂人”之误呢?当然是狂人的“记中语误”。

深谙中国历史且行文谨慎的鲁迅不可能犯这样的常识性错误，“狂人”既然是神经病患者，自然难免“语颇错杂无伦次”。

这样写才符合神经病学的发病原理，而且这一错误是绝妙的将错就错：

既然春秋时代有“吃人”的事，又焉知比这更为久远的夏商时代没有“吃人”的事呢?

这一下将“吃人”的历史往前推进了至少一两千年，一直推到了中国王朝时代的初始阶段。

后面狂人接着说：

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

这里的“徐锡林”即影射的徐锡麟，鲁迅的同乡，他于１９０７年刺死安徽巡抚恩铭，心肝被恩铭卫队炒食，原文说：

“前几天，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对我大哥说，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

而被人蘸血馒头吃的“犯人”，隐射的是鲁迅的另一位同乡秋瑾。

这两起事件是狂人提到的年代最近的“吃人”事件，已是中国封建王朝时代行将落幕的时候了。

从夏商到晚清，这一头一尾算下来，其间正好相隔了差不多四千年。

所以狂人才会感叹自己有“四千年吃人履历”，在这之外，狂人还提到诸多“吃人”的本事，比如：

他们的祖师李时珍做的“本草什么”上，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

在这里，狂人再一次出现常识性错误。但同样错得很妙，“李时珍做的‘本草什么’”，自然指的是《本草纲目》。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提到：“明州人陈藏器著《本草拾遗》载人肉疗羸瘵。”

“羸瘵”，也叫痨病，其实就是肺结核，这在过去是不治之症。

陈藏器的《本草拾遗》认为人肉可以治痨病，但李时珍其实对此持反对态度：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父母虽病笃，岂肯欲子孙残伤其支体，而自食其骨肉乎?”

狂人是将李时珍与陈藏器、《本草纲目》与《本草拾遗》弄混了，但其妙处正在于可以使读者借此展开联想：

即便李时珍不主张用人肉来治病，陈藏器却是确确实实有此主张的。

而且这样主张的医家肯定不止陈氏一人，这样主张的医书也不止《本草拾遗》一部，就连李时珍本人也并不一概反对以人为“药”。

《本草纲目》有“人部”一卷，其下有３０多个条目，开列的都是与人体相关的药方。

比如“人血”、“人骨”、“人胞”等，对于这些所谓药方，李时珍有时力斥其妄，但有时也不以为非。

比如他就认为“人胞”、“脐带”、“人势”、“人精”、“妇人月水”是可以入药的。

他也认为以“人血”入药者“不仁甚矣”，但仍择其“不悖情理”者，开列了七种药方。

如此看来，当狂人说李时珍的“本草”上写着“人肉可以煎吃”时，也不算厚诬其人。

狂人还提到：

“记得我四五岁时，坐在堂前乘凉，大哥说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熟了请他吃，才算好人”。

这说的便是“割股疗亲”，此外提到的还有“易子而食”、“食肉寝皮”等。

如果说“易牙蒸子”以及徐锡麟和秋瑾的被害是具体的、个别的“吃人”，那么以人为“药”、“割股疗亲”、“易子而食”、“食肉寝皮”等则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普泛性的“吃人”了。

将这些史实与典故连缀起来看，我们会明白鲁迅实际上是通过狂人之口，巧妙地讲述了一部四千年的“吃人”史。

《狂人日记》讲述了一部四千年的“吃人”史，但这只是小说的其中一条叙述线索。

小说还有另外一条叙事线索，就是狂人讲述自己被“吃”的故事，前一条叙事线索位于小说的后台，而后一条叙事线索位于小说的前台。

在小说的前台，其实并没有发生任何“吃人”的事件，至少并没有任何人要“吃”狂人。

一开始，狂人疑心赵家的狗要“吃”他，赵贵翁要“吃”他，一路上的人，包括一伙小孩子，似乎也要“吃”他。

到后来，他甚至疑心自己的大哥也要“吃”他，总之，所有人都要合谋起来“吃”他。

这些虽然只是狂人的幻想，但鲁迅却采用了严格的写实方法，将狂人的整个发病过程写得极为真切：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小说的这个开头其实就暗示了狂人发病的开始，因为据说月光往往是精神类疾病发病的诱因，尽管这一点似乎并没有完全得到现代医学的证明。

狂人发病之后，由一开始的疑心狗要“吃”他，到疑心包括大哥在内的所有人都要“吃”他，再到疑心他的妹子是被大哥和母亲“吃”掉的，直到将质疑的锋芒对准自身，疑心自己也是“吃”过人的。

这整个过程是层层深入的，这说明狂人的病情是越来越重了；以至于在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之后，他整个的意识就彻底崩溃了。

崩溃之后是意识的重建与恢复，所以小序里交代他已痊愈，“赴某地候补矣”，完全变成了“正常人”。

这就是说，鲁迅写“吃人”是采用虚实结合：狂人的幻想本身是“虚”，但他发病的过程是“实”。

他所讲述的自己被“吃”的故事是“虚”，他所讲述的历史上的“吃人”故事是“实”。

鲁迅通过以“实”写“虚”，只用几千字，便写出了一部整部“吃人”的历史，又以“虚”带“实”，使《狂人日记》上升到了象征的高度。

我们初读《狂人日记》可能觉得不过如此，但也隐约感到其中暗藏玄机，于是再读，越读越觉得意味无穷，这是因为它包含了多重的象征意蕴。

谈到《狂人日记》的写作缘起时，鲁迅在给好友许寿裳的信中说：“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

其实不读《通鉴》，在其他正史乃至一些野史、笔记中也很容易找到“吃人”的记载。

然而鲁迅为什么说“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呢？

这是因为他发现的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吃人”，也是医学意义上的“吃人”，更是伦理学乃至社会学意义上的“吃人”。

生物学意义上的“吃人”，即发乎生物本能的“吃人”，借用鲁迅的说法，就是“以人为粮”，这或是由于饥荒(比如“易子而食”)；或是出于报复(比如徐锡麟心肝被炒食)；甚或仅仅是为了满足饕餮之欲(比如齐桓公感叹“惟蒸婴儿之未尝”)。

虽然中国历史所载的这方面的案例可以说是骇人听闻，但此等事情在世界各地各民族中皆曾有之。

即便是已经文明开化的社会也恐怕并不例外，中国的案例并非特例，未必值得鲁迅拿来当作“关系甚大”的惊人发现予以揭露。

而医学意义上的“吃人”则令人无法等闲视之，因为它赋予了“吃人”以药理上的合法性。

恕我孤陋寡闻，不知道世界上其他民族医学中可曾有以人为“药”的传统；但我们知道这无疑是中医的传统之一，而且源远流长，即便是到了现代社会，这一传统也并未完全断绝。

比如，“紫河车”一药，其实就是人类胎盘，用于炮制所谓“大造丸”、“生血丸”、“安坤赞育丸”、“补肾固齿丸”之类。

“割股疗亲”源于医学上的人肉可以治病的迷信，但罩上了一件温情脉脉的“孝”的面纱，使“吃人”的人“吃”得心安理得，使自愿被“吃”的人也有一种“献祭”般的崇高感。

这种愚孝连鲁迅的夫人许广平未能幸免，据鲁迅的儿子周海婴说：

“那时(母亲)年少单纯，见父亲重病缠身，久治不愈，想起书中读过的‘二十四孝’中有一孝，叫‘割股疗亲’……我母亲便如法炮制。硬是将臂上一块肉割下来熬成汤药。让她父亲喝了。”

如果说以“孝”的名义“吃人”，其影响可能只局限于家庭之内，那么以“忠”的名义“吃人”，其影响便可能及于整个国家、整个社会。

在“易牙蒸子”事件中，易牙以牺牲幼子为代价，向齐桓公表忠心，由此而得势，后与竖刁、开方联手发动政变，齐国也随之陷入动荡。

在“安史之乱”中，张巡、许远为坚守睢阳城，不惜“以人为粮”，二三万妇孺老弱因此而命丧于自家人的口腹之中，其恶劣影响及于今日。

在唐肃宗至德元年的睢阳城里，在城池将陷之际，一群强壮的男性却将本该受到他们保护的二三万老弱妇孺杀而食之，然而带头“吃人”的两位统帅不仅没有受到指责，反而被视为“忠义”之士载入史册，受万人景仰。

面对“所食人口二三万”的惨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史家居然只是轻巧地写上了一笔：人心终不离变。

而韩愈在睢阳城破半世纪之后，唯恐他们的事迹湮没无闻，特为写了一篇《张中丞传后叙》来表彰其功绩：“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

文天祥，更是将张巡等人为榜样，在《正气歌》中写下了“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这样铿锵的诗句，视之为“正气”的化身。

而葬于张巡们口腹之中的那二三万冤魂，却几乎无人提起，这其中又潜藏着怎样冷血的封建礼教的文化逻辑？

而比以上伦理学意义上的“吃人”，更具有普遍性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吃人”。

在《狂人日记》里，我们从“割股疗亲”这样的事件可以看到家庭成员之间的奴役关系。此外，小说还谈到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奴役：

“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

这其实都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吃人”。

在鲁迅看来，这种“吃”与“被吃”的关系，可以推广到每一个社会成员和每一个家庭成员之间：

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下结论说：

所谓“中国文明”，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

而一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其实只有两个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时至今日，这篇小说仍然具有巨大的现实穿透力，不愧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

小说塑造了一位狂人，看见什么人都以为是要吃他：他看见邻居交头接耳地议论，就觉得是在密谋害他；医生给他诊脉，他也觉得那人不过是刽子手假扮，是来“揣一揣肥瘠”的，好分他一片肉吃；大哥安慰他，让他静养着，他却怀疑是想养肥他，好多吃些肉。

“狂人”还听说邻村狼子村有个“大恶人”，被佃户打死，连心肝也被挖出炒了吃，又联想起小时候大哥讲书时说的“易子而食”、“食肉寝皮”的事，就越发相信了自己的判断。

最后他终于鼓足勇气，发出：“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愤怒的呐喊。

《狂人日记》是鲁迅在经历了沉默与思索之后的第一声呐喊，作品中融入了他多年来的愤怒、怨恨、不满、焦虑，以及希望、祈求等各种复杂的情绪，也必然地体现了作者多年来对中国历史的深思和对现实社会的认识，是一篇彻底的反封建的“宣言”，也是作者此后全部创作的“总序言”。

当年鲁迅先生的书我看过多遍，这篇也有理解，全篇写的就是最后几个字“救救孩子......”，不要让他们成长后也去喝人血、吃人血馒头、最终去“吃”人。多看看先生的书，多去反思，书中有绝望也有希望，希望所有人都能给别人以希望......

20世纪前期的中国正处于新旧文化与思想交替的关键时期，在这个阶段，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沉重地压在本已不堪重负的中国人民身上，成为吸取这个多灾多难、瘦骨嶙峋的民族血液的毒瘤。尤其是几千年来的封建礼教，将国人从思想文化行为习惯上束缚得滴水不漏。

然而，也正是在这样一个物极必反的社会与国际大环境之下，中国涌现出了一大批有识之士，成为点亮国人前途命运的“星星之火”。1915年伊始，中国开始在文化上思想上对封建主义进行撂露与反击，拉开了国人反封建的序幕。

《狂人日记》最初发表于1918年第四卷第五号，是鲁迅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全文上下无不透露出对封建礼教的憎恶与痛恨，自《狂人日记》发表以后，其独特的文学格式与对社会体制的深切剖析无不让读者醐灌顶、振聋发聩，对当时的社会起到了极大的影响，其对社会病理性的分析大胆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

鲁迅迅先生曾说过《狂人日记》一再暴露家族制度与礼教的弊害，小说中的主题意象大多通过“狂人”的形象表现出来。狂人本为正常人，然而，在这个社会大牢笼里单独几个人的清醒却也是痛苦的，但其文字的流传却对整个社会民族起到了长远的启示作用。

在任何社会体制或者社会形态中，体制的束缚、思想的束缚、文化的束缚、都会对人性的发展产生不可预测的反作用，小说在最后总结出了几千年封建礼教的本质即“人吃人”，后而在看似无可救药的社会环境之中却也喊出了“救救陔子”的呐喊。这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我们应当如何从根源上改变这个人吃人的社会。

孩子是无辜的，为了避免他们长大以后也成为“吃人”的人，那么就应当从孩子的教育入手，从思想上文化上解放他们，让他们真真正正地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而非吃人的“野兽”。

魯迅在创作《狂人日记》时正处于社会矛盾最为尖锐的时期，但眼见着国家危难民族存亡，社会上各种绝望情绪弥漫，国人却并未惊醒。

鲁迅先生迫不得已从内心深处发出了歇斯底里的呐喊，尽管魯迅先生自己对《狂人日记》的创作初衷理解为“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但是我们“总是从注释家那里看到一切，有时作者尽管并无此意”，而这可能是鲁迅先生所未能预料的结果，当然，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狂人日记》具有多重寓意。

《狂人日记》在文体上突破了传统封建文学的文体形式，采用自话文来叙述，而在段落上也按照“日记” 的形式，分序段进行记载，不过，日记却无时间，这并非作者疏漏，如实乃寓意深刻。这种处理方式可以说是鲁迅先生为突出封建社会几千年吃人本质所特意留下的，正如文中所叙“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与着两个字是'吃人！'”。

作者使用新文体无情地揭示了旧社会封建礼教的残酷本质，尤其是使用第一人称的形式更是让更多国人能够从思想上彻底认清这个人吃人的社会。而关于《狂人日记》的创作缘由，魯迅在《呐喊．自序》中解释道“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人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敷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么？……我虽然白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顰，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从中我们可以揣测鲁迅先生虽觉得自己的呐喊在当时可能收效甚微，甚至使一些人痛苦不堪，但在今后必定可以惊醒更多的人，对后世具有一定的示意义。